秋风秋雨愁煞人——秋瑾之死

鄉關愁客

一。序言
1907年7月15日，秋瑾在浙江山阴县轩亭口被当街斩首，几日后此事在江浙一带掀起轩然大波。那时报业已经颇为发达，新闻自由程度也比较高，上海《申报》日销早在万份之上，各报纷纷报道此事，引起人们关注主要因为清朝妇女判死刑，最重是绞刑，杀头很少见。这样一种当街斩首的血腥杀害女性的方式，在大范围内激起了公愤。另外，秋瑾牵涉徐锡麟刺杀恩铭一案，她是在大通学堂被捕，是知识女性，虽然身上带有枪支，但被捕后没有一句供词，只留下一纸，上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因此秋案既让人同情，又让人起疑，引起舆论广泛关注，随着继续报道，秋瑾的诗文故事广泛披露，办案过程的漏洞也频频曝光，秋瑾一案迅速扩散，在各界激起强烈反响。由秋瑾之死引发的巨大风潮，实际反映了清末人心向背的社会背景。据当时报载，秋瑾之死，“女士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原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由山阴县署至轩亭口，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女士不发一语。”秋瑾遇难前，她已经通知家人防范，亲属疏散到附近乡村。当她遇难消息传来，亲属躲进深山，恐遭株连。所以秋家无人收尸，后遗骨由绍兴同善局草草成殓，缟葬绍兴府城外卧龙山西北麓。这便是秋瑾的首葬，暴尸轩亭，白衣素裹，身首异处，荒山忠骨。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独特的一位。她本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无忧才女，本来会成为李清照式的闺阁诗人而写入文学史；但是婚姻的不幸、时代风云的激荡，催生了她个性中豪侠而刚烈的一面，多种复杂因素使她走上了排满反清的革命之路。所以她的同时代人说她是经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
对同盟会宗旨更侧重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方面，这是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领导人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与江浙地区在明清之际抗清斗争最激烈、最持久，遭受满族统治者的镇压迫害最惨酷有关；也与这一地区王宗羲、刘戢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

二。英雄平生
秋瑾（1875年11月8日－1907年7月15日），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今绍兴市）人，生于福建省厦门。初名闺瑾，乳名玉姑，字璇卿，号旦吾，留学日本后改名瑾，字（或作别号）竞雄，自称鉴湖女侠，笔名秋千、汉侠女儿，曾用笔名白萍。近代女民主革命志士，提倡女权。
秋瑾出生于一个官宦家庭，曾祖父秋家丞曾任县令。1881年9月，秋瑾祖父秋嘉禾离云宵，赴“鹿港厅同知”任。1885年，父秋寿南在福建提督门幕府任内，以劳积保知县，分发台湾。初赴台北府某县任，却被人捷足先得，改除“台湾抚院文案”。1886年，秋寿南在台湾，嘱亲戚何禄安护眷赴台。秋瑾随母亲兄妹道经上海，耽搁数月；后搭粮船成行。海上遇台风；数日后，安抵台北。三月后，随母亲兄妹返回厦门。
秋瑾虽然是出身大家闺秀，但那时候的历史已经出现缝隙是大崩溃前夜，加上秋家的社会地位、家庭风气、地理环境、历史人文都让他们很早就接触到当时很新潮的思想。大批维新先驱都反对缠足，秋瑾能名留青史和她的周围环境是分不开的。比维新变法更早的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就有进步思想的人士鼓吹不缠足。此风在当时上流社会同情维新人士的思想里就萌芽了，康有为侄女就没缠。因为中国阶层森严，缠足陋习在贫困闭塞地方到50年代都还有。这个就叫宿命，秋瑾生活在比较开明的家庭。一如李清照虽生在宋代“女子无才便有德”的社会但因为父母开明，她照样能读书识字。秋瑾那个时候她处的地理环境和家庭环境都为她提供了比较自由的空间，所以秋瑾也是一双天足（大脚）。女侠确实尚武，她从小就跟着堂表哥习武。秋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创建共和流血献身的女革命家，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中国近代伟大的爱国诗人，亦是一位武术高强的女侠。早在1891年，秋瑾就跟母亲到了萧山外婆家，她的四表哥单宗勋武艺精湛，其功夫足以使十几个歹徒不敢近前。秋瑾就是跟他学习了两套拳术和一套剑法，并学会了骑马。 秋瑾跟随父母来到湖南，先后在长沙、常德、湘潭、株洲等地居住。她在株洲大冲槐庭居住时也努力学练武术，两旁的威武架上，插满了各种武器，新旧俱备。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其父秋寿南(信候)任湖南省湘乡县督销总办时，将秋瑾许配给湘潭县荷叶乡王廷钧为妻。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秋与王结婚。王廷钧在湘潭开设“义源当铺”，秋瑾大部分时间住在湘潭，也常回到婆家。1897年生子元德（沅德，名元深，字仲瀛，号艾潭，亦号重民，1897年6月27日－1955年）。1901年生女桂芬（字灿芝，1901年10月7日－1967年），11月26日其父卒于湖南桂阳知州任上，之后秋家办和济钱庄。
    1902年钱庄倒闭，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负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吴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个思想开明的人物，曾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秋瑾与吴芝瑛情投意合，义结金兰。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新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自己的“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 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男装成为秋瑾的标志性服装，她直到就义时仍身着玄色纱长衫。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沉缅于官场应酬和花天酒地中的丈夫，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
1904年2月，秋瑾在吴芝瑛家中结识了一个日本女子服部繁子。从服部繁子那里，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学校的种种优点，她决定去日本留学。
当年5月，“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秋瑾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她说，她要学习救国家、救同胞尤其是两亿女同胞的本领。6月28日，秋瑾从塘沽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踏上赴日旅途。由于丈夫反对，旅费短缺，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女扮男装的秋瑾怀揣一柄短剑，和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共处一舱，抵达日本。
    此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一切欣欣向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广为传播。秋瑾首先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在学校，秋瑾顽强苦读，毅力惊人，别人都已熄灯就寝，她仍写作、阅读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现收入《秋瑾集》中的诗文，很多是这个时期写的。
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馆郑重留影，以示与满清决裂。学习之余，秋瑾积极参加当地留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她与陈撷芬发起的共爱会，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是近代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爱国团体。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彼此接触之方便可想而知，秋瑾就在这时结识了孙中山。
不久，经冯自由的介绍，秋瑾在黄兴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她举起右手，肃立在桌边，宣读了入会誓言：“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矢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宣誓完毕，由黄兴教以同盟会员相见时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令。
秋瑾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她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精神影响颇多。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l号租了房子，筹划《中国女报》。秋瑾有着办报的情结。1904年9月，她在日本创办了《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为名，发表了《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办报需要钱。秋瑾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到最后，只筹集到几百元。秋瑾痛感中国妇女界的死气沉沉，“简直有点麻木不仁”。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
1905年，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闹矛盾，而且已经分居，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其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离家后，秋瑾即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以免株连家庭。此后分别在上海、绍兴会晤蔡元培、徐锡麟、5、6月间由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7月15日再次东渡日本，8月经冯自由介绍在黄兴寓所加入了由孙中山等创立才半个月的中国同盟会，1906年2月，因抗议日本文部省于去年11月2日颁发的《清国留日学生取缔规则》而回国，据永田圭介的专着《秋瑾——竞雄女侠传》称，在回国前秋瑾曾在陈天华追悼会上对反对回国的鲁迅、许寿裳等人拔出了随身携带的日本刀厉声喝道：“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9月在上海组织锐峻学社（其他组织者包括尹锐志、陈伯平、姚勇忱）。
1907年1月14日，秋瑾依靠她的公公拿出这笔钱，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钱，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
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被誉为“报界女才”。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这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秋瑾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而彼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妇女尚在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获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而开展着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要到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美国妇女才和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投票选举权。
秋瑾旗帜鲜明地宣扬妇女人权，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至此，她完成了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的破茧蜕变。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中国女报》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文化的妇女争相传阅，没文化的妇女也设法请别人念给她们听。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报上的文章，还展开辩论。封建遗老们看了则大为震怒。《中国女报》（只出版两期，创刊号发刊于1906年农历十二月初一日，第二期出版于1907年正月二十日）
6月17日，秋瑾从绍兴写信给朋友，说该刊第三期已编好，“约于此月，必行付印”。
但，第三期却永远没有付印之日了。。
秋瑾于1907年3月间回绍兴，与徐锡麟等创办明道女子学堂。不久又主持大通学堂（1905年徐锡麟等创办，后作为绍兴光复会总机关）体育专修科，并任学堂督办。
这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
徐锡麟1904年加入光复会，次年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徐锡麟忙于革命，疏于绍兴大通学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名“通师范学堂”，是1905年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是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的基地。徐锡麟是秋瑾的导师，他推荐秋瑾加入光复会等，是一个领路人，也可以说是师徒。秋瑾在遇到徐锡麟之前曾经在吴芝英那里听到过他的名字，也读过他的书，徐锡麟也喜欢秋瑾的诗词，所以两人未见面却已经相互欣赏，准确地说二人是挚友，惺惺相惜。 1906年冬，秋瑾与徐锡麟等会党领袖在沪集会，为推翻满清政权，密议浙皖两地同时举义，徐锡麟负责皖事，秋瑾负责浙事。（在此说句题外话，坊间传闻，有秋瑾徐锡麟为表兄妹和情侣的说法，徐锡麟之孙徐乃达经过考证均不成立，在徐家家谱中没有发现和秋瑾的关系，秋瑾是拿着光复会会长蔡元培的介绍信第一次见到徐锡麟，如果是表兄妹就不需要介绍信。）
此时（1907年）的秋瑾因母丧回绍兴，又先后到诸暨、义乌、金华、兰溪等地联络会党。这时大通学堂无人负责，乃应邀以董事名义主持校务。遂以学堂为据点，继续派人到浙省各处联络会党，自己则往来杭、沪间，运动军学两界，准备起义。 身为校长的秋瑾亲任教习，每日到校，处理事务，骑马带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还有各种器械体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军等训练。清晨，激越的号声将学员从床上唤起时，秋瑾已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腰佩倭刀，骑在马上了。
训练学生的同时，秋瑾一直同徐锡麟秘密活动，准备在安徽安庆与浙江绍兴举行武装起义。她秘密编制了光复军制，并起草了檄文、告示，和徐锡麟一道制定了浙、皖两省武装起义的计划。他们约定，由秋瑾在绍兴组织浙江起义，徐锡麟在安庆发动安徽起义。一旦起义发动，此起彼应，互相配合。１９０７年的农历五月，她已布置就绪，并到上海和徐锡麟约定了起义事宜，原定7月6日起义，后改为19日。秋瑾的起义行动计划是: 先拿下金华，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师金华，出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再图大事。该计划虽然没能实现，但时人曾给予高度评价：“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
10日，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来，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7月10日，秋瑾得到消息，清政府马上要来抓捕她。消息为浙江巡抚张曾扬（张之洞之叔）得知，大为震怒，知悉徐锡麟与绍兴大通学堂督办秋瑾乃为同党，气急败坏。当即急电绍兴府知府贵福，派山阴县令李钟岳查封大通学堂。
     绍兴知府贵福与安徽巡抚恩铭均为满人，还沾亲带故。恩铭被刺身亡，贵福发誓要给恩铭报仇。正好此时绍兴土绅胡道南告密，将秋瑾等人之谋泄于贵福。于是，300余名清兵赶赴绍兴，捉拿秋瑾等革命党人。
7月14日，李钟岳带领标兵管带到大通学校查抄。李钟岳深恐军队乱开枪，特地乘轿在前，军士只得朝天鸣枪。人马刚至时，校门紧闭，校内有枪还击，李在轿内，大声喊话：“本县在此，大家放心，无须开枪。”军士遂破校门而入，师生四散。县令怕伤及秋瑾，喝令兵士不得射击女子。此时，秋瑾正穿着长袍立在屋脊上，听县令喊话便脱下长袍。军士见是女子，不复射击，得免于难。因放暑假，这次查抄只逮到秋瑾和八名学生。另在水澄桥河下溺死一人，校墙外跌死一人，并搜出枪数十支，子弹若干，
秋瑾下午四时在大通学堂被捕，被关押在卧龙山（即府山）监狱（今卧龙山建有风雨亭）。贵福、李钟岳及会稽县令李瑞年，行三堂会审。时已子夜，秋瑾被连夜审讯，要她招出革命组织内情和同党名单。她提笔在手，凝思片刻，先写了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催她写，她又续了6个字，这就是100年来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一诗句。这也是秋瑾唯一的“笔供”。随后，李钟岳即到绍兴府向贵福报告审讯情形，贵福愀然不悦。贵福当晚赴杭，向张曾扬作假报告，说秋瑾对造反之罪，业已供认不讳。李钟岳告诉秋瑾“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秋瑾知道生命的终点马上就要到了，她提出了三件要求：“一、准许写家书诀别；二、不要枭首；三、不要剥去衣服”。李钟岳。一个小小县令，他答应了二、三两个要求，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想捍卫的只是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 次日贵福责令李钟岳派人到绍兴城外秋瑾母亲家查抄。李钟岳故意草草了事，装作一无所获。李钟岳命将秋瑾等九人，提到衙内花厅。
1907年7月15日凌晨4时，贵福亲自率兵前来催刑。李钟岳被迫押被五花大绑的秋瑾赴绍兴闹市轩亭口。临刑前，李钟岳问秋瑾还有什么遗言，秋瑾摇头不语，从容就义。得年31岁。李钟岳令人购买华丽棺材盛殓，交给秋瑾最亲密的两位女友吴芝瑛、徐自华，
从7月13日下午被捕，到7月15日清晨被处死，仅仅相隔3天。秋瑾被害后，民间舆论群起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野蛮行径。“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等各阶层舆论的攻击，令清政府狼狈不堪，几无还手之力。时论认为对妇孺之辈的秋瑾处以斩刑，太过严厉，即使是当时不同情革命的守旧派也无法认同官府的行为。秋瑾的尸体由大通学堂洗衣妇王安友等人裹殓，后由同善堂收殓草葬于卧龙山麓。之后其灵柩数迁。秋案之后，官方曾通缉数十人，后迫于舆论未再追究（只二人被勒捐钱）。秋瑾的被杀也导致官方开始打压女校。
仅4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响遍武昌城头。
秋瑾精于诗词，着有《感怀》、《感时》等，其著作辑录计有《秋瑾诗词》、《秋女士遗稿》、《秋女烈士遗稿》、《精卫石》（小说）、《秋瑾遗集》、《秋瑾女侠遗集》、《秋瑾史迹》、《秋瑾集》等数种。

三。魂兮归来
    秋瑾之死的创痛长留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因而她的面容才一而再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秋瑾弟弟秋宗章曾在《国闻周报》（14卷22期）发表过一篇《六月六日与李钟岳》，详细叙述了山阴（绍兴市那时分山阴、会稽两县）县令李钟岳在秋瑾被害前后的言行，及最后自尽的选择。
李钟岳，字崧生，别号晴岚，生于山东安邱，耕读传家，进士出身，先后任浙江江山、山阴县令，深得民心，所以离任之日有数千人自发送别。贵福在决定逮捕秋瑾之前把案子交给他和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同办理，他曾多次委婉陈辞，遭到贵福否决。1907年7月13日，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他在现场，曾在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
秋瑾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杀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第二天，李钟岳仍不肯刑讯逼供，只是让秋瑾自己写供词，于是留下了“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七字传世的绝命诗。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扬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可见实有其事。
    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有意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立即召见李，令他执行。李说：“供、证两无，安能杀人？”]好一句“供、证两无，安能杀人？”百年之后依然掷地有声，这是人性、良知的声音。
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执是无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唯命是从，
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竟然还提出无证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他们当然容不下他，秋瑾死后第三天，李钟岳即因同情女侠被革职，罪名为“庇护女犯”。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在离开绍兴前夕，他“将大堂所陈天平架等劈毁”，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李钟岳解职后寄住杭州，不断受到贵福与张曾鰎的责难。他们还上奏朝廷，要求对李钟岳问罪惩处。李钟岳终日忧伤叹息，寝食难安，既愧自己杀了女侠，又羞巡抚、知府还是不肯放过自己，两头无着落，两边不讨好。在离任到杭州赋闲之际，李钟岳每天反复念叨着“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两句话，对秋瑾之死深自内疚，认为自己无能让秋瑾活下来，别人虽可原谅他，但自己却受到良心的责备。痛苦、悲愤之余，他逐渐产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经常独自一人将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七字“注视默诵”，并为此泣下。甚至到了一天三五次、以至七八次的地步。在良心的自责下，他几次自杀未遂，但他死志已决，最终自缢于屋旁最终，在极度矛盾中，他下定决心以身殉道。打定主意后，他闭门却客，伤感不已。1907年9月23日上午9时许，李钟岳自缢身亡，终年58岁。这时，距秋瑾被害仅隔68天。“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噩耗传出，无论识与不识，都为他叹息。另有一人，是绍兴“府署刑席”，我们只知道他姓陈，绍兴人，“闻以办秋瑾案为不然，告病辞去”。
在文明的阳光没有照到的时代，在普遍的人性没有觉醒的时刻，李钟岳，一个地方官的选择，呈现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1912年7月21、22日，《民主报》连续报道《西子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
李钟岳自尽的消息传出后，浙江士民无不哀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社会各界一片哗然，各方舆论一时耸动，纷纷责难绍兴知府贵福与浙江巡抚张曾鰎，指斥两人逼人太甚。上海还将秋瑾一案编成新剧《六月雪》演出，为秋瑾与李钟岳鸣冤，影响很大。
    自此，秋瑾事迹逐渐得以流播寰内，深入各个角落。浙抚张曾鰎受到社会强烈谴责，清廷遂将其调任江苏巡抚，遭到当地反对。为民情所不容，再调任晋抚。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声讨中，忧惧成疾，只得辞官回籍。不久就抑郁而死。贵福想调任浙江衢州不成，调安徽被当地所拒，最后只好改名换姓。
会稽知县李瑞年后来被委为萧山县知事，沈定一通电反对，指他为秋案祸首，也没当成。
秋瑾从容就义于绍兴古轩亭口后。她好友徐自华闻噩耗悲痛欲绝，写了《哭鉴湖女侠》十二首，直斥清廷为独夫，盛赞挚友为巾帼英豪。其三诗云：“慷慨雄谈意气高，拼流热血为同胞。忽遭谗谤无天日，竟作牺牲斩市曹。羞煞衣冠成败类，请看巾帼有英豪。冤魂岂肯甘心灭？飞入钱塘化怒涛。”
    徐自华曾和秋瑾在浙江浔溪女学共执教鞭，两位才华不凡的的女杰，相近的身世，相同的志趣，使她们订下了文字之契，结成生死之交。她们结伴泛舟西湖，有过埋骨湖山之约。所以秋瑾遇害之后，她和另一位才女吴芝瑛风雪渡江，将秋瑾移葬西湖。1907年秋瑾死后几个多月，刚刚经过丧女之痛的徐自华抱病孤身赴杭州。四合彤云起暮愁，满江风雪一孤舟，断桥残柳泣血女，踌躇湖畔为葬秋。她在西湖边上买了一块地，写信告诉吴形容其地居“苏小小墓左近，与郑节妇墓相连”，“美人、节妇、侠女，三坟鼎足，真令千古西湖生色”。随后她又赴绍兴，至秋瑾家，安排迁葬。，1908年1月25日，秋瑾棺厝落葬于杭州西泠桥西侧。吴芝瑛亲书墓碑“鉴湖女侠秋瑾之墓”，徐自华撰“鉴湖女侠秋君墓表”。其墓表最后写道：“石门徐自华，哀其狱之冤，痛其遇之酷，悼其年之不永，憾其志之不终，为约桐城吴女士芝瑛，卜地西泠桥畔葬焉。用表其墓，以告后世，俾知莫须有事，固非徒南宋为然；而尚想其烈，或将俯仰徘徊，至流涕不忍去，例与岳王坟同不朽云。” 然后登报发布“会祭鉴湖公函”。杭州各界四百余人参加谒墓致祭。2月下旬，在西湖凤林举行有四百人参加的追悼会并谒墓致祭，徐自华在会上报告了营建秋墓经过。不久，徐自华撰写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由吴芝瑛手书，石印成册，分赠友好。陈去病、褚辅成等数十位志士相约成立秋社，推徐自华为社长，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是日，徐自华作《戊申正月二十四日葬璿卿于西泠视窆既讫感而有作次巢南子原韵》四章，其一诗云：“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 2月下旬，在西湖凤林举行有四百人参加的追悼会并谒墓致祭，徐自华在会上报告了营建秋墓经过。不久，徐自华撰写的《鉴湖女侠秋君墓表》由吴芝瑛手书，石印成册，分赠友好。陈去病、褚辅成等数十位志士相约成立秋社，推徐自华为社长，决定每年农历六月初六秋瑾殉难日举行纪念活动。她写的墓志铭，吴芝瑛的书法，加上金石名家胡菊龄的篆刻，号称“三绝”。是日，徐自华作《戊申正月二十四日葬璿卿于西泠视窆既讫感而有作次巢南子原韵》四章，其一诗云：“湖云山树总悲凉，春晓苏堤柳未长。添个鉴湖秋侠墓，游人凭吊泣斜阳。” “左孤山之梅鹤兮，右于岳之高坟；亦英英其鼎峙兮，何苏小小之足云？”徐自华晚年曾迁居西泠桥畔秋社，为秋瑾守灵。此为三葬秋瑾，巾帼姐妹，义薄桃园，守护先烈的英魂，耿耿忠心数十年，至死不渝。西湖有幸，西子有缘。
当时，秋瑾的革命党人身份已经被认定，如此大规模的在浙江省城风景秀丽的西湖边，公开为一被官府定为“女匪”而处决的革命党人举行祭奠，会场中且表现出明显的反清倾向，其性质为一场挑战官府的示威活动不言自明。甚至秋墓的巍然存在也成为一种抗议的象征，具有实在的号召力，令统治者深感不安。当年10月，清廷御史常徽即上折奏请平秋瑾墓、严惩营葬发起人吴芝瑛与徐自华等人，很快从北京发出了“廷寄浙抚，查照办理”的朝旨。吴、徐二人闻之毫不畏惧，吴芝瑛发电给两江总督端方，声言“因葬秋获谴，心本无他，死亦何憾”，慨称“彭越头下，尚有哭人；李固尸身，犹闻收葬”，因而无论是否其所作所为，均“愿一身当之”，只求“勿再牵涉学界一人，勿将秋氏遗骸暴露于野”。后清政府并没有惩办具体人，但强令秋墓迁葬。1908年12月，秋瑾家人被迫将西湖畔的棺梓迁回绍兴城外严家潭暂放。翌年秋，由其夫家出面，棺骨被远迁湖南湘潭昭山，与秋瑾的丈夫王子芳合葬。此为秋瑾的四葬和五葬。生震群魂，死破贼胆，是非功罪，草木有知。
辛亥革命成功后，在长沙岳麓山建烈士陵园。1912年夏，湖南政府很快把秋瑾墓迁葬于此，后来黄兴、蔡锷等相继落葬那里，这便是六葬。但是浙江革命党人没有忘记秋瑾，陈破空亲自找到在南京任临时总统的孙中山，要求将秋瑾归葬西湖原址，徐自华也到处呼吁，后经民国政府批准，又经湘、浙两省商定，迎送其遗骨至浙。1913年秋，秋瑾还葬杭州西湖西泠桥西侧原葬处原墓地，并修建了风雨亭和秋瑾祠堂。这算是七葬秋瑾，人们都会认为秋瑾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五十多年后的1964年，随着阶级斗争的升温，有些人提出：“不能再让死人占据美丽的西湖。”于是突然就对这些“死人”采取了“革命行动”，把他们的墓迁到西湖的“边陲”——冷清没人知道的鸡笼山去了。秋瑾﹑徐锡麟墓也都难逃此劫。但是很快引起社会反响，第二年，有关部门又悄悄把秋瑾墓恢复。秋瑾遗骨遭到七上八下的第九次折腾。但是这还算是幸运，一年后，在随之而来的“文革”中，这位已经故去六十年的鉴湖女侠，墓被平掉，尸骨草草处理，所以这次甚至不能算一次迁葬。
话说到了80年代，人们才想起浙江的女英雄秋瑾，记起西湖旁的那座让人魂牵梦绕的墓穴。有人上书邓颖超，重建秋瑾墓排上日程，当时唯一的线索，只知道秋瑾的遗骨移葬于鸡笼山东边山脚下的辛亥革命烈士陵园附近。由于时间流逝，原来的辛亥革命烈士墓地已种了庄稼、树木。有关文物管理部门在原烈士陵园后面挖到一只陶罐，里面装的正是一具女性尸骨。附近一位路人正巧路过，当得知在寻找秋瑾遗骨后，激动地告诉文管部门：“秋瑾的遗骨埋在山下边。”根据路人的介绍，文管部门在一块棕榈树丛中的一株柏树旁边，挖出一陶罐，将遗骨拼接，确系女性。因秋瑾是清政府在绍兴用刀杀害的，颈部骨骼与常人死亡不同，经有关部门的严密鉴定，该遗骨属秋瑾确凿无疑。第十次，秋瑾再次葬在西湖之畔。

四。舆情沸腾
一个31岁的女性因政治原因而就义，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她的死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作为当时舆论中心的上海，各种不同背景的报纸都迅速作了详细报道，《神州日报》连续公布浙江省发布的有关通报、函电、文告，并转录外电、外报刊出的有关消息。《时报》除了对秋瑾案始末做了连续报道之外，还发表了《哀秋瑾案》、《记秋女士遗事》、《对于秋瑾被害之意见书》等几十篇有关秋案的评论文章和诗词、漫画。对秋瑾慷慨赴死的报道也非常传神，“行至轩亭口，秋瑾不作一声，惟注视两旁诸人一周，即附首就刑。观者如堵。”
    《申报》发表了各种体裁的有关报道、评论等30多篇，累计达3万多字，包括秋瑾被捕与就义的情况报道、绍兴府公布的有关秋瑾“罪案”、秋瑾被害之余波、秋瑾男装持手杖照片、秋瑾生前演说稿、秋瑾好友徐自华撰文、吴芝英书写的秋瑾墓表等。
《申报》在当月的一篇报道中称赞秋瑾“时或垂辫作男子装，到处演说颇能动人。现方创立女子体育所，殊负新学名誉。此次惨被株连，无不同声叹息云。”在7月22刊出的《秋瑾之演说》中高度评价她组织女报、提倡女学、追求女子独立的作为，并以热情的语言写道：“闻女士擅口才，每登演说台，雄辩恣肆，往往倾动众耳，掌声如同白日春雷。”并摘录了秋瑾慷慨激昂的演说《敬告姐妹行》，字里行间满溢着对她的“才”、她的“志”的无比推崇。
7月23日，也就是秋瑾被杀第8天，刊出她的6首遗诗。
7月25日，发表《论绍兴冤狱》评论，直接指出冤案是绍兴府假公济私、捏造告急所造成的。
8月13日，注销官方伪造的《绍狱供词汇录》，后面还有“编者按”：“按秋瑾之被杀，并无供词，越人（浙江人）莫不知悉。有之，则惟‘寄父是我同党’及‘秋风秋雨愁煞人’之句耳。而今忽有供词，其可疑者一秋瑾之言语文词，见诸报章者不一而足，其文辞何等雄厉，其言语何等痛快，而今读其供词，言语支离，情节乖异。其可疑者二：然死者已死，无人质证，一任官吏之矫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锻炼周纳而已。然而自有公论。”
《时报》也说：“浙省官场，因外间人言啧啧，群为秋女士讼冤。大吏授意某某，求秋女士书函等件，仿其笔迹，造通匪等函件，以掩天下耳目。此说若真，官吏之用心，不可问矣。”
10月6日《申报》刊出的《徐锡麟传》一书广告中，有“徐手刺皖抚，剖心而死，祸及秋瑾女士大狱。.....小像七幅，并有秋瑾女士墨迹一章”等语，尽管是广告，其中却充满了对秋瑾的敬意和惋惜之情。
在1907年那样暗无天日的年头，包括《申报》在内的上海各大报纸都曾为秋瑾生命的丧失而感叹，而悲恸，所以他们一而再地为她的冤死而呼喊，一而再地提起杀人者、出卖者和赞成、默许杀人者。无论是曾和秋瑾同在日本留学，当时为绍兴府中学堂监督的袁翼，绍兴士绅胡道南、巡抚幕僚姜梅簃、章介眉，还是带兵到绍兴的标统李益智，甚至久负盛名的汤寿潜都遭到了舆论的谴责。至于杀人的主谋绍兴知府贵福、浙江巡抚张曾扬就更不必说了。
    《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等昌言无忌，大声疾呼，指斥贵福等的罪恶，不留余地。对秋瑾没有确供就被杀害，舆论更是一致谴责，普遍称为“秋案冤狱”。认为没有证据，秋瑾只是办报、办学的回国女学生而已，所编《中国女报》爱国情绪昂然而气宇平和，没有煽动激越之辞。
《文汇报》说：“绍府贵守，无端杀一女士，竟无从证实其罪，是诚大误。”
《神州女报》发表题为《秋瑾有死法乎？》的尖锐评论说：“浙吏之罪秋瑾也，实为不轨、为叛逆。试问其所谓口供者何若？所谓证据者何若？则不过一自卫之手枪也，一抒写情性之文字也。”
署名“瘁民”的《浙江之危机》一文严正指出“杀学生，杀女士，无口供，无确证，仅谓‘有通匪笔据’，‘有绍绅告密’。不宣布，无以塞人民之望！”《述浙省官吏之罪状》一文同样指出“妄杀秋女士。无口供、无见证、无实据”，既没有正式审判，也没有明白宣布的罪状，因此严厉谴责“杀人以媚人”的张曾扬、“戕无辜之国民”的贵福、“纵部兵以肆淫威”的李益智。
据陶沛霖《秋瑾烈士》一文回忆，“秋瑾就义后，陶心云驳浙抚和绍兴知府致电军机处，电文很长，谓：‘绍府蒙上，浙抚欺君，秋瑾无供无证，处以极刑，无法可据。彼所根据者，是彼心腹中野蛮之法律。’电文揭发贵福之暴行很详”。
贵福受舆论攻击不已，也深以当时没有确证为忧。因此对被捕的大通学堂学生及教员程毅等六人严刑逼供，“跪火练、火砖，惨状不忍睹”，试图在他们口中得到秋瑾“通匪”的证据，但终无所得。今天，当我们一再提起秋瑾的时候，也不该忘记那些默默无闻的名字！
直到1908年10月25日，少年胡适参与编撰的《竞业旬报》第31期还发表了《好个大胆的贵福》的评论。
《卖友者之将来》一文对于告密者冷嘲热讽、义正词严——“秋某之死，不死于侦探，而死于告密；不死于渺不相关之人，而死于素号开通，昕夕过从之人。”
急得袁翼为此上书浙江巡抚为自己辩白，“今《神州日报》为秋瑾死事，不察实情，听访员之言，遽诬翼告密。”也可见舆论影响的一斑。
上海报馆还直接致函因为争路权而名动一时的汤寿潜，要求他作出答复。一时间，报纸上出现了多封戏代汤寿潜复上海报馆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杭州知识界因秋案而对汤大为不满，他是绍兴人，又负有声望，秋瑾被捕后，张曾扬曾征询过他的意见，而他的意见是不利于秋瑾的。
舆论当然也不会放过旁观的“看客”，署名“佩韦”的《致浙省绅界书》，责备他们“不敢异议，是不惟无义气、无热血，亦且胆小如豆，胆小如粟矣。是天下可鄙可怜之人”。
以“主持清议为天职”的报馆，连篇累牍地发表《浙绅之对于党狱》、《责难浙绅篇》、《对于秋瑾被杀之意见书》、《敬告当道诸君》、《敬告浙抚张公》、《敬告全浙士绅》等评论，面对专制政府“杀我无罪之同胞”，他们发出了“湖山虽好，倘蔽以黑幕之云，则一转瞬间，秋雨秋风愁杀人之天耳！”的慨叹。
    江苏省教育总会发出《致浙省议长议绅咨议官学界诸君询问绍案公论书》，强调“庶政公诸舆论”，“官民共负责任”，反对无罪杀戮，谴责告密、赞从和虚与委蛇的行为，严正指出：“敝会未经调查，窃以报馆为舆论之代表，其所记载容或有一二传闻失实，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凡诸陈说，非为一人，为全体也；非为浙江，为天下也。”
    安徽旅沪学界同人发表《论浙狱公启》说：“上海各报，平时着论，尚有宗旨不合议论，不能画一者，对于此案，则众口如一，亦足以见公是公非之所在矣！”“虽在雍正、乾隆年间，先后大兴文字之祸，号为野蛮专制者，尚未闻有不由刑部定罪，即可妄杀之事。”并提出由各省学界联名向北京控告，为秋瑾昭雪或由上海各报先行发起。
    1908年2月29日，《神州日报》刊出记者《公祭秋女士大会述闻》。10月20日，《杭州白话报》刊出《各地绅商对于秋瑾墓案之评论》，转载了10天前上海《新闻报》有关浙江当局试图毁平秋瑾墓、严拿徐寄尘、吴芝瑛等的消息之后，“沪地商绅大动公愤，连日会议”，10月13日，“江苏绅士上书江督，力争此事，由江苏省教育总会沈友卿、太史同芳领衔。”
    “明夷女史”的《敬告女界同胞——为浙江明道女学堂女教员秋瑾被杀事》一文则给予秋瑾之死极高的评价——
“至于以国民之权利、民族之思想，牺牲其性命而为民流血者，求之吾中国四千年之女界，秋瑾殆为第一人焉。则秋瑾之死，为历史上放光明者，良非浅鲜。”
“今则以巾帼而具须眉之精神，以弱质而办伟大之事业，唤起同胞之顽梦，以为国民之先导者，求之吾中国二万万之女界，秋瑾又为第一人焉。人皆谓秋女士之死，阻我女界之进步，而不知适所以振起二万万人之精神也。则秋瑾之死，为社会之影响者，尤非浅鲜。”
面对屠夫的凶残、看客的冷漠和“人血馒头”的愚昧，这是我们在秋瑾被杀害之后那个黑暗岁月所看到的一线亮色，或许稍可告慰英灵于九泉之下。
    正如当年发表的《敬告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说：“女士之死，海内冤之。哭以诗者有人，吊以文者有人，传其遗事者有人，刊其著述者有人，闻其冤而愤浙中士绅致函诘责者有人。”
1907年8月8日，《振华五日大事记》第24期发表《中国女侠秋瑾之真相》。9月初，无生的短篇小说《轩亭复活记》在上海《女子世界》增刊本发表（后改题为《秋瑾再生记》，由竞存书局出版）。小说描写夏瑜（后改为秋瑾）死而复活，鲁迅先生1919年4月发表的小说《药》中塑造的“夏瑜”就源于这里。
    主办《女子世界》的陈勤，来自浙江南浔，“因鉴湖女侠恶耗......本社拟即赓续之以继女侠之志”，于1907年12月创刊《神州女报》，创刊号载有徐自华（寄尘）的《神州女界新伟人秋瑾女士传》、吴芝瑛的《秋女士传》和《祭秋瑾女士文》、佛奴的《秋女士被害始末》、佚名的《论秋瑾之被杀》、《秋瑾有死法乎》，还有徐自华的《祭秋瑾女士文并序》、《挽秋女士四章》、王钟麒的《秋瑾女史哀词》、孔繁淑的《哭秋瑾七律四章》及《吊秋女士》、《吊越女》、《挽鉴湖女侠》、《浙祸》、《挽秋女士》、《哭秋女士瑾》、《挽竞雄》等大量悼念秋瑾的诗词、联语。
    《秋女士被害始末》记载了六月初一到初六这六天的情况，其中说临难的那一刻——“秋女士是时从容如故”作者当时置身绍兴城中，或得自口碑，或亲历其事，他的记录因而是可信的。
    1908年1月，《神州女报》第二号发表《吊秋璇卿女士文》、徐自华的《为秋瑾营葬事致吴芝瑛女士书》及《哭秋璇卿女士》、《哭秋女士》、《哭秋瑾娘》、《挽秋璇卿女士联》、《挽秋女士瑾》等大量诗词、联语，其中不乏“惨成七字狱，风雨断肠天”这样令人长久难忘的沉痛诗句。
    陈勤还和吴芝瑛等一起，通过各种关系把秋瑾的遗稿交给各大小报刊乃至《万国公报》发表少年英俊的《孽海花》作者、江苏常熟人曾孟朴不仅带头与三十多人联名电奏抗拒张曾扬调任江苏，而且在秋瑾被害第三个月就在他主持的上海《小说林》第五期上一口气刊载了秋瑾遗诗21首，第六、七期连续发表徐寄尘的纪念文章《秋女士历史》（1907年11月）和《秋瑾轶事》（1907年12月）。接着刊出了多种以秋瑾为题材的小说、戏曲，小说有包天笑的连载长篇《碧血幕》，戏曲有吴梅的《轩亭秋》杂剧、龙禅居士的《碧血碑》杂剧，啸卢的《轩亭血》传奇等，只因《小说林》出到1908年9月就停刊了，这些作品大多没来得及登完。
萧山湘灵子的《轩亭冤》传奇（又名《中华第一女杰轩亭冤传奇》），写成于1907年9月9日，距秋瑾遇害仅三个月零三天，其中有《叙事》一篇说：“秋瑾何为而生哉，彼生于自由也；秋瑾何为而死哉，彼死于自由也。自由为彼而生，彼为自由而死。”
    1907年9月下旬，古越嬴宗季女的《六月霜》传奇，由上海改良小说会社出版单行本。
    同年，黄民编《秋雨秋风》史料由竞存书局出版，此外还有大兴书局石印、佚名编的《鉴湖女侠》和广东铅字排印本、沧桑客编的《秋女侠冤狱汇案》史料。
    1908年，上海复汉社印行了《流血女杰秋瑾》诗文集。1909年，陈勤创办《女报》月刊，在第三期后专门出了湘灵子编的《越恨》等增刊，这是有关秋案比较完整的专辑，收集了时报刊上发表的大量有关秋瑾一案的史料。
可以说，直到清廷垮台，在这片秋瑾洒尽全部热血的大地上，有关她的书一直没有中断过出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值得庆幸的。秋瑾之死的创痛长留在一个民族的记忆深处，因而她的面容才一而再地浮现在我们的面前。
孙中山先生和宋床龄先生对秋瑾都有很高的评价。1912年12月9日孙中山致祭秋瑾墓，撰挽联：“江户矢丹忱，重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1916年8月16-20日孙中山、宋庆龄游杭州，赴秋瑾墓凭吊，孙说：“光复以前，浙人之首先入同盟会者秋女士也。今秋女士不再生，而‘ 秋风秋雨愁煞人 ’之句，则传诵不忘。”1942年7月宋庆龄在《中国妇女争取自由的斗争》一文中称赞烈士是“最崇高的革命烈士之一”。1958年9月2日宋为《秋瑾烈士革命史迹》一书题名。1979年8月宋为绍兴秋瑾纪念馆题词：“秋瑾工诗文，有‘秋风秋雨愁煞人’名句，能跨马携枪，曾东渡日本，志在革命，千秋万代传侠名。”
    辛亥革命胜利后，家乡人民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英豪，在绍兴城内府山西南坡上建立了"风雨亭"。又在烈士就义的轩亭口，竖起了"秋瑾烈士纪念碑"。纪念碑高2 丈多，四周设栏栅，临街的碑座上镌刻着由蔡元培撰文、于右任手书的"秋先烈纪念碑记"，巍巍丰碑，永远耸立在人们的心中。  秋瑾从一个大家闺秀走上革命的道路，就这一点就值得现代人仰慕的，当一个人过着朝不保夕的贫困日子时就会“穷则思变”，走上革命之路；可当一个人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时就会丧失革命的斗志，走向奢靡之途。秋瑾是我们的楷模！

心存梦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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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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